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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4年，吴三桂投降清朝，并且邀请清军入山海关，并在山海关与清军联合击败了前来讨伐的李自成大军，此后，李自成匆匆回北京登基后又匆匆撤退，最后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之下占领了北京，原本打着为明朝报仇的清政府完全没有重新立一位明朝皇帝的意思，这只不过是当时一些读书人异想天开的一厢情愿罢了。此后，在中国形成了新的三足鼎立之势--入关之后的清朝、西撤的大顺朝和退守江南的明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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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此时清朝刚刚入关，立足未稳，而且清军一开始将李自成的大顺军作为首要的对手，入关之后清军忙于和李自成交战，而对于和南明交界的河南、山东等地则控制力极弱，虽然任命了山东巡抚并且派遣了一些军队，但是由于西线战事的吃紧，清朝的所谓山东巡抚在山东也只可自保而已，并不能迅速的将整个山东收入囊中。而此时，山东的士绅和百姓还是心系明朝的，整日翘首向南，以盼大明王师前来收复失地。

但是南明弘光政权的领导者却缺乏战略眼光，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出兵。弘光一朝，兵力都集中在江北四镇和左良玉手中，而左良玉位于湖广，离山东较远，离山东最近的当属江北四镇，但是四镇根本无意向北进军，他们都比较忌惮清军，不愿意正面和清军接触。

其实，更加重要的原因还是上层领导人物缺乏战略眼光和进取心，比如南明弘光政权的首辅、奉旨督师江北的史可法，他虽然气节可嘉，是民族英雄，但是他身居高位，却缺乏与之匹配的能力。当山东人民翘首以盼王师时，史可法根本没有办法或者也没有意愿去驱动江北四镇收复山东。

崇祯十七年八月，弘光政权兵部左侍郎左懋第上疏称"山东人心亟可收拾。时命下议。时吏民人自为守，抚、镇不至，无所禀承。"而清朝派去了官员，则各地逐渐归附了清朝，有识之士都认为十分可惜。

而这一年的九月份，史可法也上疏谈到了这个问题，史可法认为江北四镇缺乏兵饷，难以进入山东作战。另一方面，北方很多的人才仍然心向明朝，史可法在奏疏中写到"或不忘本朝，意图南下，逃匿无从，是河北土地、人才尽失矣。乞速诏求贤，偏谕北畿、河北、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，但怀忠报国，及早南来，破格用之。"

史可法此举也并非全无道理，毕竟在江北四镇拥兵自重，无法收复失地的时候，能够利用人心广纳人才，将有用之才都招到新朝廷之中为我所用，也不失为一步好棋，但是史可法错就错在没有看到另外一面。人才固然重要，但是山东、河北等地同样至关重要，因为这是连接南北的重要区域，守江必守淮，而要守住淮北之地，山东、河北可以为淮北提供更多的防守纵深。

在史可法的奏疏中完全没有提到收复山东等地，只谈广纳人才，然而如果山东等地的心向明朝的人才都到朝廷之中效力，那么谁在地方上收拾人心，谁在这些地方做好迎接王师的准备呢（如果有王师的话）？

后来的结果令人扼腕，清军稳固了在山东的统治，在收拾了李自成以后，清军在1645年三月间大举南下，江北四镇望风而降，仅仅两个月时间，弘光政权就垮台，而弘光帝（崇祯皇帝的堂兄）也被清军俘虏，南明第一个政权宣告失败，史可法等人难辞其咎。

参考资料：谈迁《国榷》，顾诚《南明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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